韩文公：潮州文化的启明星

提及潮州古代名人，韩愈的名字如雷贯耳。他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，位居 “唐宋八大家” 之首，其文学成就和思想理念影响深远，而他与潮州的渊源更是一段千古佳话。

元和十四年（819 年），唐宪宗佞佛，派遣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入宫供奉，此举引得京城上下一片狂热。刑部侍郎韩愈挺身而出，毅然上呈《论佛骨表》，直言佛骨乃 “朽秽之物”，力谏宪宗停止这一荒唐行为，言辞激烈，毫不避讳。这篇奏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触怒了宪宗，韩愈因此获罪，被判处极刑。幸得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全力求情，韩愈才免去死罪，被贬为潮州刺史。

韩愈被贬潮州，虽身处逆境，却并未意志消沉，而是迅速投身于当地的治理与建设之中，在短短八个月的任期内，为潮州百姓做了诸多实事，成就斐然。

刚到潮州，韩愈便听闻鳄溪中鳄鱼肆虐，严重威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百姓苦不堪言。于是，他果断采取行动，亲自撰写了一篇《祭鳄鱼文》，文中先晓谕鳄鱼的危害，后又恩威并施，限令其在七日之内迁徙至大海，否则将组织人力捕杀。同时，他挑选精壮之士，配备强弓毒矢，对鳄鱼展开围剿。这场驱鳄行动声势浩大，不仅有效遏制了鳄鱼的猖獗之势，还极大地安抚了民心，让百姓对这位新任刺史充满敬佩与信任。据说，此后潮州地区的鳄鱼之患大幅减轻，百姓的生活得以安宁。至今，韩江中下游沿江乡村仍保留着糊制纸鳄作为香船驱鳄戮鳄的习俗，这一传统延续千年，成为韩愈驱鳄功绩的生动见证。

韩愈深知水利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，因此他积极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工程。他亲自勘测地形，规划水利设施的建设，组织民众修筑堤坝、开凿水渠，以抵御洪水的侵袭，同时也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便利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潮州的农田水利条件得到显著改善，农业生产得以稳定发展，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更坚实的保障。例如，潮州磷溪镇砀山的金沙溪，相传便是韩愈带人开凿，这条溪流至今仍在滋润着两岸的农田，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针对当地奴婢制度的弊端，韩愈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，工钱与债务相抵后即可获得自由；对于债务过高难以抵债的奴婢，则由官府出钱赎买，恢复其自由身，并明令禁止此后蓄奴的行为。这一举措旨在解决因债务纠葛而导致的人口贩卖和奴役问题，体现了韩愈对人权的尊重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。他的这一善政缓和了社会矛盾，解放了部分生产力，对潮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，也为当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奠定了基础。

在文化教育方面，韩愈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发展。他发现潮州州学荒废已久，官吏不重视教育，后生们也缺乏学习的风气，导致百余年来无人考取功名。为了改变这一状况，韩愈重新兴办潮州州学，大力举荐当地的贤能之士赵德，任命他为海阳（今潮州）县尉，专门负责州学的教育事务。同时，韩愈慷慨地捐出自己在潮州期间的俸禄，用于补助学生的膳食费用，解决了学生们的后顾之忧，让他们能够安心求学。在韩愈和赵德的共同努力下，潮州的学风日渐浓厚，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，为后来潮州人才辈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使得潮州逐渐赢得了 “海滨邹鲁” 的美誉。

韩愈在潮州的功绩卓著，百姓对他感恩戴德，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，将鳄溪改名为韩江，东山（笔架山）改名为韩山，妇女蒙面的头巾取名为韩公帕，还修建了韩文公祠、思韩亭、昌黎路等众多纪念性建筑。这些地名和建筑，不仅是对韩愈的深切怀念，更是韩愈对潮州深远影响的有力见证，它们承载着潮州人民对韩愈的敬仰与感恩之情，也成为潮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代代相传，至今仍熠熠生辉。

王大宝：岭南才俊，刚正之臣

在潮州的历史长河中，王大宝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，闪耀着智慧与正义的光芒。他生于宋哲宗绍圣元年（1094 年），字元龟，是南宋海阳（今潮州市潮安区）人，在当地享有崇高声誉，其事迹与精神传颂至今，为后世所敬仰。

建炎二年（1128 年），王大宝在殿试中展现出卓越的才华，力压众多学子，荣获第二名，成为宋代岭南唯一的榜眼，授任南雄州教授，从此踏上仕途，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。

在为官之路上，王大宝始终心系百姓，积极为民请命，致力于减轻民众的负担。绍兴十九年（1149 年），他在连州知州任满回朝之际，目睹连、英、循、惠、新、恩六州人口稀少、贸易凋敝的困境，百姓生活艰难。于是，他怀着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家的责任感，毅然向朝廷上书，详细阐述了六州的实际情况，恳请减免 “免行钱”。他的奏疏言辞恳切，论据充分，打动了朝廷，最终使六州百姓的经济压力得到缓解，生活也逐渐有了起色。

在国子监业任职期间，王大宝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直言不讳的性格，察觉到 “月椿钱”“折帛钱” 等赋税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。这些不合理的赋税严重加重了江南百姓的负担，导致民不聊生。他毫不畏惧权贵的压力，挺身而出，向朝廷直陈这些赋税制度的危害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，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担当精神。

任提点福建刑狱时，王大宝途径临漳，看到当地的道路崎岖难行，百姓出行极为不便，而且盗贼时常出没，严重威胁着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他当即决定捐出自己的俸禄 30 万文，招募民工，组织力量修筑临漳官道。在他的精心策划和监督下，官道顺利建成，不仅方便了百姓的日常出行，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交流和发展，为当地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王大宝不仅在民生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，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，尤其是在南宋面临金兵入侵的艰难时刻，他更是坚定地站在了抗金的最前线，成为了主战派的中流砥柱。

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 年），宋孝宗即位，王大宝被任命为礼部侍郎，不久后擢升为右谏议大夫。他深知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于是积极向孝宗进言，力陈抗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全力促使孝宗下定抗金决心，坚决排除朝中的媾和之论，积极图谋恢复中原，以不负天下百姓的期望。

在抗金名将张浚督师北伐期间，王大宝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和积极的配合。当宋军在符离溃败，抗金形势急转直下，主和派纷纷跳出来攻击张浚时，王大宝没有丝毫动摇，他立即向宋孝宗进言：“危疑之际，非果断持重，何以息横议。” 他的这一建言稳定了当时动荡的局势，让孝宗在关键时刻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。

然而，主和派的势力在朝廷中逐渐占据上风，孝宗的抗金决心也开始动摇。秦桧余党汤思退被擢升为左丞相后，极力主张与金朝议和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王大宝毫不退缩，他三次上奏，言辞激烈地直言谏止议和，痛斥汤思退的投降行径和短视行为，指出这种求和的做法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和耻辱。但由于主和派把持朝政，宋孝宗最终听信了媾和主张，撤销了江淮都督府，张浚也被罢职，王大宝也因此被免去右谏议大夫、兵部侍郎之职。

不久后，金兵乘虚渡淮南侵，南宋由于准备不足和军事力量的削弱，无力抵抗，被迫屈辱妥协，与金签订了和约，承认金、宋为 “叔侄之国”。这一结果让朝野上下痛心疾首，许多人都对王大宝的先见之明和勇敢谏言表示敬佩和惋惜，当时朝野上下无不 “以大宝前言不用为恨”。

尽管遭受了挫折和打击，但王大宝的爱国情怀和抗金信念从未改变。他的事迹在潮州地区广为流传，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楷模，被推为 “潮州八贤” 之一，其高尚的品德和英勇的行为为后世所敬仰和传颂。

王大宝对儒学研究颇深，尤长于易学，一生著述颇丰，著有《周易证义》《书解》《诗解》等著作。他的学术成就不仅丰富了南宋时期的文化宝库，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，在岭南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对潮州地区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林大钦：潮汕骄子，文状元传奇

在潮州的历史天空中，林大钦是一颗耀眼的明星，其聪慧与才华令人赞叹，其生平事迹充满传奇色彩，为潮汕地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林大钦生于明正德六年（公元 1511 年），原名林大茂，家境贫寒，但这并未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。自幼聪颖嗜学的他，对书籍有着强烈的热爱，在书肆中看到宋代苏洵的《嘉祐集》后，便爱不释手，恳求父亲购回家中，日夜研读，随后又深入探究苏轼、苏辙的文章，悉心揣摩苏氏父子的文法，经过长期的刻苦钻研和积累，他逐渐融会贯通，行文风格与三苏颇为相似，展现出了极高的文学天赋和才华。

尽管生活艰苦，林大钦却从未放弃学业，反而更加勤奋努力。18 岁时，父亲离世，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他稚嫩的肩上，他不得不通过代人抄书、受聘于私塾等方式维持生计，同时也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读书，不断充实自己，其坚毅的精神令人钦佩。

嘉靖十年（1531 年），林大钦参加潮州府乡试，以一篇《论李纲十事》崭露头角，其文章得到广东提学副使王世芳的赏识，并推荐给巡按御史吴麟，二人对其才华赞叹不已，认为他必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佳绩。同年秋，林大钦参加府试，荣获第六名举人，其文学造诣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和肯定，也为他日后的科举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嘉靖十一年（1532 年），林大钦满怀壮志地踏上了进京赴考的征程，参加了由明世宗亲自主持的殿试。在殿试中，他针对当时 “耕者无几而食者众，蚕者甚稀而衣者多，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，游惰冗杂之为害，边有烟尘，内有盗贼” 等严峻的社会问题，凭借着自己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刻思考，撰写了长达数千言的《廷试策》。文中，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政者 “未知斯民冻馁流离之实，未得足民衣食之道”，并认为 “天下之所以长坐于困乏”，根源在于 “游惰”“冗杂” 之弊，进而提出了均田、择吏、去冗、省费、辟土、薄徵、通利、禁奢等八项除弊措施，逻辑清晰，论说精辟，切中时弊，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担当精神。林大钦的这篇《廷试策》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其文字汪洋恣意、纵横恣肆，令嘉靖皇帝赞叹不已，最终从三百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，被钦点为状元，授翰林院修撰，成为了潮汕地区的骄傲，当时他年仅 22 岁，如此年轻便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，在中国科举历史上实属罕见。

林大钦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他的学术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生活在阳明心学盛行的时代，与王阳明的弟子交往密切，通过切磋学问间接接受了阳明心学的熏陶。在其学术生涯中，早期虽受阳明学说影响，但也保留了朱学的痕迹；嘉靖十五年后，逐渐摆脱朱子学说，倾向阳明之道；而到了晚年，他的学术思想又发生了转变，开始谈 “道” 说 “道”，崇尚 “无为”，与道家学说的理念相契合，主张顺应自然、不妄作为，其思想的变化反映了他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思考和探索。

然而，林大钦的仕途并不顺遂。在翰林院任职期间，他目睹了朝臣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权臣的跋扈排挤，深感 “人事多舛错，百年会多忧”，对官场的黑暗和腐朽深感失望。加之母亲不适应京城的气候，体弱多病，林大钦遂于嘉靖十三年（1534 年）毅然告假，奉母回乡侍养，从此远离了官场的纷争，回归到家乡的怀抱。

回到潮州后，林大钦在华岩山宗山书院讲学，将自己的学识和思想传授给家乡的子弟，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在此讲学著述，与海内贤士大夫书信往来，切磋学问，其学术思想和文学才华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传承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，推动了潮汕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，在当地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，深受学子们的敬仰和爱戴，其教诲如明灯照亮了许多人前行的道路，激励着他们追求知识和真理。

在民间，林大钦的故事广为流传，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，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的才华横溢，更体现了他的机智和善良，也从侧面反映了潮汕地区人民对他的敬爱和怀念之情，使他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，成为了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代代相传，至今仍在潮汕地区的文化传统中熠熠生辉，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卓越、奋发向上，为传承和弘扬潮汕文化而努力拼搏。

黄锦：明末忠臣，文化传承者

黄锦，字孚元，号絅庵，生于明万历年间，是广东饶平宣化都大埕（今东界大埕乡）上黄村人，乃明末礼部尚书、书法家，在潮州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黄锦出身于书香门第，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勤奋好学，对诗文经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，这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和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 年），黄锦考中举人，天启二年（1622 年）登壬戌科进士，选进翰林院学馆深造，从此步入仕途。在朝为官期间，他刚正不阿，坚守正义，以清正廉洁的品格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士林的赞誉和尊重。

天启年间，宦官魏忠贤专权，权倾朝野，许多大臣纷纷依附阉党，以求自保或谋取私利。然而，黄锦却不为所动，坚决不与阉党同流合污。天启六年（1626 年），魏忠贤意图在国学馆西侧建造生祠，拟调黄锦专司其事，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荣耀和晋升的机会，但黄锦却义正言辞地拒绝道：“彼阉竖也，吾史官也，吾安能以好官预阉事而贻万世笑端乎！” 他认为参与此事是对儒林圣地的玷污，是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，于是毅然要求调离翰林院，以保持自己的清白和尊严。他的这一行为展现出了非凡的气节和坚定的原则，在当时趋炎附势的官场环境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，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。

崇祯元年（1628 年），明熹宗去世，崇祯帝即位，黄锦被召回京师，继续在翰林院任职，并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，如待讲、分校、礼闱等职，还亲自参与修校卷帙浩繁的经学史籍《十三经》《二十一史》。在这些工作中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术专长，严谨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细节，为这些经典史籍的修订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，使得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更加准确、完整地流传后世。同时，他还积极参与朝廷选拔官员的工作，凭借着自己敏锐的眼光和公正的态度，为朝廷举荐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人才，这些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，黄锦也因此在士林中威望日隆，成为了众人敬仰的楷模。

崇祯十二年（1639 年）冬，黄锦转任知制诰副总栽，他怀着对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，向崇祯帝上书，直言不讳地弹劾阉党人物邓希诏、孙茂林两人，其言辞激烈，所列举的罪行皆切中要害，崇祯帝审阅奏章后，对他的奏请予以批准，严惩了这两名阉党余孽，满朝文武对黄锦的勇敢和正直拍手称快，他也因此成为了朝中正义力量的代表之一。同年十月，黄锦升礼部侍郎，不久后又转吏部侍郎，崇祯十四年出补南京礼部尚书，成为了朝廷的重要官员之一，肩负着更重大的责任和使命。

然而，明朝末年，政治腐败，内忧外患严重，崇祯皇帝虽有心挽救局势，但性格多疑，频繁更换和滥杀大臣，加上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，后金势力也不断侵扰边境，明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。黄锦深知独木难支，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，他感到心力交瘁，于是产生了洁身自好、退归林下的想法，并三次推辞入阁为首辅（宰相）的任命。在任南京礼部侍郎的第二年（1639 年），他以病乞归，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，黄锦回到了家乡潮州，希望能在故乡度过平静的晚年时光。

崇祯十七年甲申（1644 年）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，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，明朝灭亡，黄锦听闻此噩耗，悲恸欲绝，对国家的命运深感痛心和无奈。

隆武元年（1645 年），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南明政权，黄锦于国家危难之际，毅然再度出山，奔赴福州投效隆武帝，被起用为礼部右侍郎，不久后升任尚书，并加太子太保衔，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卓越的才能为南明政权效力。然而，南明政权内部矛盾重重，朝臣们勾心斗角，互相攻讦，朱聿键虽有恢复之志，但无奈局势已难以挽回。黄锦深知事已不可为，于隆武二年以年老为由请求皇帝放归，隆武帝有保留地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并令其回潮州后招抚潮州、惠州旧明部卒，从潮惠一带起兵抗清。但未等他回到潮州，清军便已攻陷福州，南明政权灭亡，随后潮州、广州、惠州等地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。黄锦历经艰险，辗转回到潮州，此时降清后的郝尚久驻兵潮州，黄锦听闻郝尚久有反清图谋，便毫不犹豫地倾家财助饷，以支持反清复明的事业，表现出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对明朝的忠诚。可惜郝尚久兵败，黄锦为躲避战乱，走匿于离城郭 12 公里处的石庵山石洞中，韬晦林下，隐居读书，在此期间，他在石庵山留下了 “最上岩”“寒拾留响” 等摩崖石刻真迹，这些石刻不仅展现了他的书法艺术造诣，也成为了他在那段艰难岁月中的精神寄托和历史见证。

后来，鉴于黄锦在士林和百姓中的崇高声望，清朝朝廷对他予以赦免，黄锦得以在郡城城西自己的尚书府安度晚年。但终其一生，他始终坚持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，坚决不仕清，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民族气节和对明朝的忠诚不二。在晚年的时光里，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文化事业，写诗作赋，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寄托于诗词之中，其诗词作品风格多样，既有对国家命运的感慨，也有对家乡山水的赞美，还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，著有《笔耕堂集》等传世之作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同时，他还热衷于搜集整理故乡大埕一带的乡史旧闻和文人著述，致力于传承和弘扬家乡的文化传统，让后人能够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底蕴。此外，他还积极传授书法技艺，其书法风格独特，融合了多种书法流派的特点，笔法精湛，线条流畅，结构严谨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他的书法作品在潮汕地区流传甚广，对当地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书法人才，为潮汕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其事迹和精神也成为了潮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激励着后世子孙为传承和发展家乡文化而不懈努力。

刘允：体恤民情，德政楷模

刘允，字厚中，北宋海阳（潮安）人，生于 1069 年，卒于 1125 年，是潮州前八贤之一。他自幼聪慧，勤奋好学，宋绍圣四年（1097 年）进士及第，开启了其辉煌的仕途生涯，历任循州户曹、程乡知县，后又相继担任新、循、梅三州知州以及化州、桂州知州等职务，其为官生涯足迹遍布多地，所到之处皆留下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和口碑。

刘允为政以体察民情、关心民瘼为要旨，致力于改革弊政，减轻百姓负担，为当地百姓谋福祉，是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好官。初任循州户曹时，他便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决断力。当时，官仓积弊已久，官府巧立名目，肆意对百姓横征暴敛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刘允到任后，毫不犹豫地采取强硬措施，坚决禁止多收各种附加的 “横费”，明确规定只能收取正常的税费，成功地将多年的积弊予以革除，使百姓免受无端的盘剥，赢得了百姓的衷心拥护和赞誉。

在程乡知县任上，刘允同样以百姓利益为重，敢于为民请命。当时恰逢天下大旱，赤地千里，农作物严重失收，百姓生活陷入困境。然而，州府官员却对此熟视无睹，依旧照常催租逼赋，这无疑给本就艰难的百姓雪上加霜。刘允见状，挺身而出，据理力争，向州府详细阐述了当地的受灾情况，恳请减免租赋。恰逢朝廷派遣使者南下察访，刘允抓住这一契机，立即写奏本 “具丰歉状入奏”，如实向朝廷反映程乡受灾的真实情状，其言辞恳切，论据详实，最终打动了朝廷，特准程乡灾民免租，使得当地百姓得以暂时缓解生活压力，度过了难关。

不仅如此，刘允还坚决抵制不合理的税费政策，维护百姓的经济利益。依照当时的税费惯例，各地民众需逐年输纳供给军队的 “军衣布”，折合钱币每户年缴 300 钱。然而，官市购买上输朝廷的 “贡布” 却价值 1200 钱，漕使传檄所属州县按 “贡布” 的官市价 “令民折纳”，这将使民众的负担瞬间增加数倍。刘允深知百姓不堪如此重负，为了程乡民众的利益，他毅然决然地拒绝执行漕使的指令，并义正言辞地表示：“倘使者怒，不过逐令耳。” 随后，他据理申辩，指出各户按惯例折合价缴纳 “军衣布” 的钱是供给军士的，“贡布” 按官价购于市是供奉朝廷的，两者用途不同，价格自然不能混为一谈。漕使面对刘允的坚定态度和合理申辩，毫无办法，最终只得作罢，这一举措大大地减轻了程乡民众的经济负担，让百姓得以在艰难的世道中维持生计。

徽宗政和年间，刘允擢升为化州知州。化州南濒大海，物产丰富，尤其是玳瑁、翡翠等珍贵物品产量可观。然而，当地官吏却借此机会谋取私利，经常以内库钱购买这些奇珍异宝敬献上司，每次 “所费万计”，而后又将这些费用转嫁到百姓身上，导致民不聊生。刘允到任后，果断采取行动，将这种腐败的弊端坚决予以废止，使百姓不再遭受无端的搜刮和压榨，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，当地社会也因此逐渐趋于稳定和安宁。

同时，刘允还十分重视司法公正，积极着手处理历年积案。在他的努力下，短短 10 天之内，便妥善地清理了百余宗长期未决的宿案，为众多蒙冤受屈的百姓伸张了正义，使得化州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，百姓对他的敬仰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，其公正廉明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成为了百姓心中的青天和楷模。

刘允不仅在为官方面政绩卓著，其个人品德和文化素养也颇高。他胸怀广阔，于经史百家、天文地理、医卜诸书等方面皆有深入的研究和涉猎，可谓学识渊博，贯通古今，被时人赞誉为 “厚中渊博称书囊”。他还爱好韩愈的文章，曾于大观初年（1107 年），精心收集京、浙、闽、蜀等地的韩文各种刻本，以及唐代潮州人赵德所选的旧本，参照石刻本，仔细订正韩文，并利用本地昌黎庙的香火钱作为经费，将韩文刻版印行，这一举措成为了潮州一地宋椠韩集之始，对潮人学习韩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，为潮州地区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其文化影响力也在当地广为传播，激励着后世学者不断追求学术进步和文化传承。

宣和七年（1125 年）农历四月初一午夜，刘允与世长辞。临终前，他仍心系家人，亲笔写下遗训，嘱咐儿孙辈要勤俭持家、忠厚待人，尤其强调丧葬不可效法于愚俗，展现出了他一生坚守的朴素价值观和高尚品德。去世之后，宋高宗赠谥他为 “上柱国左金紫光禄大夫”，以表彰他在为官期间的卓越功绩和高尚品德，这也是对他一生奉献的高度认可和肯定。其长子刘昉，深受父亲的影响和熏陶，也在仕途上有所建树，为政尚宽恕，积极劝课农桑，保护文物，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，父子二人皆在潮州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，成为了后世潮州人传颂和学习的榜样，其事迹和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潮州人坚守正道、勤政爱民、传承文化，为家乡的繁荣发展不懈努力。

潮州名人文化的时代回响

潮州古代名人的辉煌成就和崇高精神，如同一座巍峨的灯塔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持久的光芒，照亮了潮州发展的道路，也为后世子孙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，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潮州人，激励着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，不断追求卓越，为家乡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在当今时代，潮州人民传承着先贤们的精神，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，致力于将潮州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，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同时，在经济发展、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，潮州人也秉持着先辈们的坚毅、智慧和担当精神，积极进取，努力拼搏，续写着潮州发展的新篇章，让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，向着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稳步迈进，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着先辈们的伟大精神，使潮州古代名人的文化价值在当代社会得到充分的彰显和延续。